散会铃响过两遍，会场里仍乱哄哄的。椅脚擦过地毯，保温杯碰着桌沿，各地代表抱着材料往外走。 我把林芳的发言稿收进文件袋，又替她捡起掉在座位下的笔。她站了一下午，鞋跟有些磨脚，扶着椅背轻轻活动脚腕。 “今天多亏你，那组养老数据要是答不上来，我可下不来台。” “昨晚核过三遍，错不了。” 她看我一眼，笑得有点疲惫：“你这人，什么都提前想着。你要是我爸，多省心。” 我正要说她只比我大一岁，这话实在占便宜，身后忽然有人接了一句。 “做个儿媳妇也不赖。” 声音不高，带着笑，却让林芳一下站直了。她转过身，看清来人，忙把方才揉脚腕的手放下。 说话的是台上的特邀嘉宾周国梁。刚才发言时，他隔着十几排座位，头发花白，腰背却很直。如今走近了，眼角的纹路深，神情倒温和。 “周老，您还没走？” 林芳耳根微红，语气仍稳。我站在一旁，想笑又觉得不合适，只好低头整理文件袋的拉链。 母亲本来在后排等我，此刻也走了过来。她看见周国梁，脚步慢了一下，手里的会议材料贴在胸前，纸角被捏出一道折痕。 周国梁脸上的笑淡了些，目光越过林芳，落到母亲那边。母亲没有招呼，只把脸偏向出口，像是嫌会场的灯太亮。 我叫了她一声，她才应，声音有些干。 “走吧，车该等急了。” 走廊里人来人往，周国梁没有再开玩笑。林芳也没追问，伸手接过我怀里的文件。 只有母亲走得很快。 她那双平底布鞋踩在石砖上，一声接一声，比散会铃还急。 01 当天早上六点半，我去接母亲时，她正蹲在楼道口给花盆浇水。 初秋的天亮得迟，声控灯一明一灭。她穿着洗得发软的藏青外套，脚边放着一个旧帆布包，里面塞着笔记本、水杯和两只煮鸡蛋。 “省里开会，又不是去赶集，鸡蛋放家里吧。” “路上堵车怎么办？你不饿，林市长也不饿？” 母亲做了三十多年教师，退休后在社区帮着照看高龄老人。谁家该换扶手，谁家送饭晚了，她记得比自己的吃药时间还清楚。 这次省里开民生座谈会，给基层养老志愿者留了几个名额。我们市报上去的人里有她。名单送到我桌上时，我还以为是同名，打电话一问，她只说社区让去，那就去。 车停在小区门口。林芳坐在第二排，膝上摊着材料，旁边空着位置。见母亲上车，她把文件合上，起身扶了一把。 “李老师，路上得两个多小时，您坐里面，稳当些。” “我腿脚好着呢，你忙你的。” 母亲嘴上客气，坐下后还是把一个鸡蛋塞给了她。林芳看着掌心，笑着问我：“你家开会都发这个？” 我把行李放好：“限量供应，只有表现好的才有。” 车里的人都笑。母亲拍了我胳膊一下，让我少耍嘴。她看林芳把鸡蛋装进包里，神情松快了些。 我和林芳共事多年，她做事利索，开会不爱说空话。我负责政策材料，常跟着她下街道、跑社区。她问得细，我记得快，久了，一个眼神就知道该翻哪页。 过收费站时，她把一张表递给我。 “第六项的床位数，再看一遍。” 我用笔核过总数，指出其中两家机构的统计口径不同。她听完，在旁边写了两行小字，没有再问。 母亲靠着车窗，忽然说：“你们俩干活，倒像一个脑子分成两半。” 林芳笑道：“李诚要是听领导的话，确实省心。” “他从小就犟，只是脸上不显。” 这句说完，母亲低头拧水杯。杯盖明明已经紧了，她又拧了两下。 我小时候很少问父亲。别人家长会来两个人，我家永远只有母亲。她有时刚下课，袖口还沾着粉笔灰，骑车赶到教室后门，额头都是汗。 上初中填家庭情况，我问过一次。她坐在饭桌边摘豆角，隔了半天才说，那个人早就不在世了。 后来我再没追着问。家里没有照片，也没人提起那个姓什么的人。逢年过节，亲戚见我都绕开这事，像绕开桌上一只磕了口的碗。 车进入省城时，太阳从楼缝里照进来。母亲醒了，问还有多久到。我说十来分钟，她便从包里拿出小梳子，对着车窗理了理头发。 会务人员在门口核对名单，把我们引到签到台。大厅立着一块电子屏，滚动显示会议议程和嘉宾姓名。 我替母亲找座次，她却停在屏幕前没动。 红字缓缓翻过，最后一行写着特邀嘉宾，周国梁。 身后有人推着设备箱经过，我提醒她让路。她像没听见，仍看着那个名字，嘴唇轻轻抿住。 “妈，怎么了？” 她回过神，往旁边挪了一步。 “没什么，眼睛花了。” 我把她领到代表席。她坐下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四处打招呼，只把帆布包放在腿上，两只手压着包口。 林芳在前排冲我招手。我走过去前又回头看了一眼。 电子屏已经换成会议主题。母亲仍朝着原来的位置坐着，背挺得很直。 02 九点整，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。 我坐在林芳后侧，桌上摆着材料、记录本和备用数据表。母亲隔着两条过道，在养老志愿者代表席第三排。 前几项议程平稳。有人讲社区助餐，有人谈旧小区适老化改造。母亲偶尔低头记两笔，字写得端正，和平时参加社区活动没什么两样。 十点过后，主持人请特邀嘉宾发言。 周国梁从侧边上台，没让工作人员搀扶。他穿一件深灰夹克，扣子系到领口，手里只有几页薄稿。 掌声响起时，我下意识看向母亲。 她没有鼓掌。 双手搁在